现象级小说《北鸢》作者葛亮:从家族传奇中找到面对时代的自信:

编辑:凯恩/2019-01-03 13:17

  葛亮,1978年生于南京。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,获博士学位,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。70后代表作家,著有长篇小说《朱雀》《北鸢》,小说集《七声》《谜鸦》《浣熊》《戏年》《问米》,文化随笔《绘色》,散文集《小山河》等。作品被译为英、法、意、俄、日、韩等文字,获选《亚洲周刊》“全球华文十大小说”、2016年度“中国好书”、“华文好书”评委会特别大奖等,并被编入“当代小说家书系”、“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”。2018年11月,作为“粤港澳大湾区代表性青年作家”获颁广州人才绿卡。

  他的太舅公是陈独秀,表叔公是邓稼先。民国年间,祖父葛康俞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,举家迁入南京。

  累世的文脉,汇于葛亮一身。他自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,其后赴港大深造。他的创作才华首先因港台的文学奖项得到肯定,如今拥有大量读者。长篇小说《北鸢》发行凡30万册,这个数字对于严肃文学作品而言,足以称之为“文化现象”。首版问世两年之际,仍有学者召集大型研讨会,着意剖析它的成功。

  70后文学批评家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莉认为,葛亮的文学造诣不仅承自家学,亦由时机造就。“从葛亮身上,我们既可以看到大陆青年如何走出去,成为一代人的榜样,也能看到作为香港文坛一员的他如何走进来,在内地广受欢迎;不同地域的文学与文化特点,在他那里并不互斥,而是非常恰切地生长、融合。可以说,改革开放40年的成果,从这位年轻人身上,得到了具体而切实的体现。”

  葛亮的母亲是“老三届”,上山下乡期间学会了插秧割稻,是田间的“一把好手”,却从没有放弃学习。高考恢复之初,她就凭借长年的功底考入大学,后成为高校教授。

  葛亮的父亲自小习画,天分过人,但因早年失怙等原因,未能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。物理专业毕业后,他先是由省城分配苏北,在葛亮出生后不久,即调回南京,任职于省科委下辖的研究所。

  在幼时葛亮记忆中,这是一个平常无奇的知识分子家庭,与科研所大院里的亲邻并无不同。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,他最要好的玩伴是一位住在街对面的同学,名叫成洪才。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南京,具有一种混杂的城市形态。马路这一边,是葛亮父母所在的机关大院,一个建制完善的社区;马路另一边,是一片平房。成洪才一家三代,因父亲要进工厂接班,从远郊的六合迁来,也带来了原乡的生活习惯,甚至专门开了一畦地,种粮食和瓜果。葛亮第一次到洪才家,迎面飞扑而来的竟然是一只“像狗的鹅”,他记得自己欢快地叫了一声,从此成了这个大家庭的编外成员,甚至跟他的小朋友学会了爬树。

  但这仅仅是一段梦幻般的插曲。洪才的奶奶去世之后,他们一家很快搬走,葛亮的童年又回复到一种安静、文雅的日常。父母工作繁忙,对他的管束不多,倒是退休前曾为特级教师的外婆要求他,每天要描红大字小字若干页,背诵唐诗若干首。葛亮恰恰是极有恒心和毅力的性格,经过这种私塾般的教养,即便自认为有些不求甚解,也早早能够出口成诵了。

  有一次葛亮跟随外公自礼堂观影归来,夕阳照得两人心情舒畅。他忽然听见外公用英文唱起了《雨中曲》主题歌。当时的外公,头戴鸭舌帽,手推自行车车把,穿着灰调中山装,还戴了一副套袖,怎么看都是极为朴素的模样。他还不知道,外公是在他的舅父、直隶军务督办褚玉璞的官邸中长大,盛年时来到摩登气息十足的上海经商。诸如《城市之光》《魂断蓝桥》和《雨中曲》,在改革开放之初尚属“内部观摩片”,对于外公却已是旧相识了。

  另有一回,那是葛亮上中学之后,家里因为要搬家,整理出了好些旧藏。其中有一幅画,背后有胶带修补过的痕迹,父亲拿到他面前,说:“你看,你小时候不懂事,把它给撕了。你知道这画是谁的么?”葛亮全无头绪,听父亲接着说:“是李可染的;李可染,是你爷爷的同学。”也是在那段时间,父亲引他拾读祖父于1940年代撰写的《据几曾看》,讲起这部书画论著的渊源,又始自祖母的舅父陈独秀

  “直到那时,我父亲才开始给我建设起这样的一个家族概念。”11月7日,坐在香港浸会大学的一处四面来风的开阔平台,葛亮徐徐谈起他对于家族根脉的实感,“其实我在中学之前的懵懂,现在回想起来也挺好的。我也不希望在过早的时候,就有一种所谓的身份上的负累。而当你成长起来之后,你再去面对这样的祖辈,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在很多事情上,你不孤单了,北京赛车,你是有底气的。”

  1996年,葛亮高考第一志愿填报了南京大学中文系。中学老师提醒过,他有资格改选更热门的商科或法律,葛亮的母亲也确实动了心。毕竟当时在整个大家族中,没有一人从事人文领域,她担心无人与他相互扶持。

  一向乐天无求的父亲,却在这件事上说服了母亲,力主葛亮去追寻自己的梦想。葛亮明白,父亲是将他自己多年未了的心愿,寄寓在了他的身上。

  “后来,我上了南大中文系,我父亲非常高兴。”葛亮回忆,“他会觉得我又回到了我祖父当年执教的大学。这对我们的家庭来说,可能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吧。”

  18岁那年暑假,葛亮偶然经过一家打折书店,买下了沈从文整套文集。其中一本普及度不算太高的《长河》,竟然完全打破了《边城》里给人留下的静美印象,写的是湘西村民在外部巨变影响下的焦灼感。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,沈从文对于民间历史有个简捷的概括,在葛亮心中振聋发聩至今:“常”与“变”。

  也是在那个夏天,大学入学之前,葛亮同父母到夫子庙一带游玩,坐在文德桥的栏杆上拍了一张照片。不久前,再次翻看这张旧照,他赫然发现有个路人极为抢眼:那是一位中年男子,腰间别了砖头似的“大哥大”,脸上是一派气定神闲,带着一点小小的得意。葛亮说:“我想,他很可能就是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吧。”

  进了大学,“外面的世界”扑面而来。头一件就要感谢互联网。1998年,南京的西祠胡同BBS盛极一时,葛亮主要出没于其间的“后窗看电影”论坛。这也是全国最早的电影论坛之一,基本代表了民间网络影评的质量高峰,连版内口号“电影是生活的一扇后窗”,经《南方周末》报道后,都具有了非常广泛的认知度。

  它的创办者是70后文化人卫西谛;最初一批写手中,不乏圈内人士和电影学院师生。令葛亮印象深刻的著名ID“北方影武者”,即是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的编剧史航,现在很多网友更习惯叫他“鹦鹉史航”。遥想20年前的西祠胡同,两人共同的感慨是,那个虚拟的世界却实实在在地重塑了很多人。

  葛亮说:“互联网的意义可能是,它打破了我们对于所谓的人际,乃至于社区(community)的概念;每个人都可以在别人的鼓励之下,借由另一种身份,尝试着去发表自己的观点。这对我们而言,实际上是一个蛮美好的回忆。”葛亮上了中学之后,有段时间变得颇为内向,不爱说话。互联网和BBS的出现,重新唤醒了他的交流欲望,尽管那时,大家的很多观点还不太成熟,跟互联网技术本身一样,一切欣欣向荣。

  而在当年的南京大学,葛亮还有一项难忘的经验:与国际交流生合宿。葛亮的舍友Jack,是个华裔美国人,由美国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选派而来。他给葛亮讲了很多美国的面貌,讲自己家族的电脑主板生意,也少不了教会他几句俚语粗谈。后来,葛亮写了一篇《威廉》,收在短篇小说集《七声》中,其中的“威廉”就有这个同伴的影子;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朱雀》,将男主人公许廷迈设定为从苏格兰到“N大”留学的华裔游子,同样参照了这段过丛。

  后来的一些读者,因为葛亮的《北鸢》,将他归入崇古守旧的一派,实际上,葛亮从未刻意抵触过现代科技,iPhone从第一代用起,习惯电脑写作,键字飞快。

  多年来,葛亮保持着用毛笔写信的习惯,这个习惯只对一人:祖父葛康俞的故友、著名出版家范用先生。一来一往,必是素笺稿纸。

  1997年7月1日,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,香港与内地高校之间的跨地招生得到了政府支持。三年后,葛亮本科毕业,顺利入围教育部的遴选计划,被香港大学文学院招收为研究生,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。

  2000年12月,南京的气温跌破0℃,母亲把他裹进了一件厚呢大衣,送他上了火车。当他走出红磡火车站,打车来到香港大学校园时,看见的却是一位红发老教授,穿着短裤悠悠走过。入住之后,葛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上街,给自己置办一身轻快的夏装。卸下“棉包”的一瞬,他的身体叫嚣出两个字:“自由!”

  就切身体会来说,葛亮并不觉得香港难以适应,反而常有一种似曾相识感,也许因为他的第一站选在了港大。据葛亮说:“从一个百年大学来到另一个百年大学,两者中间是有接续的。”他知道脚下的道路,陈寅恪走过,朱光潜走过,许地山也走过。文学院所在的Main Building,60年前曾是张爱玲求学的地方。从港大校舍走出不远,有一条高街,两边山坡上尽是连天蔽日的唐楼,张爱玲在《第二炉香》中,曾用“崎岖”一词形容。葛亮置身其间,不得不服膺她的老辣。

  如此观之,港岛处处有掌故,并不是人们口中的“文化沙漠”。港人对于本土文化地标的珍重,在葛亮看来,甚至构成了某种提示或刺激。他说,若非来了香港,也许自己不会开始写作。

  硕士毕业那年,葛亮回到南京,造访夫子庙贡院街上的百年老号“奇芳阁”。那是2003年。他看到的是一个略显残旧的门楼,挂着飘摇的彩招,下面是一个巨大的金黄色字母M由于经营不善,茶楼的一层已经租让出去,成为麦当劳的门店。这个“后现代”的组合,让葛亮觉得触目。他忽然意识到,作为古都的南京正在消弭,被一些全球化、标准化的组件所取代,却又无可奈何。他只能诉诸他擅长的方式,用虚构的文字世界来安放关于南京的记忆。这就是《朱雀》的创作缘起。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”诗中所描绘的实景就在夫子庙对岸,可知葛亮对于这一带有着多么稳固的心锚。30万字的“纸上南京”,他用了5年建成,其间还在港大完成了博士学业。

  紧接着又是40万字的《北鸢》,葛亮在其中虚构了一个居于南北之间的“襄城”,用于指涉文化意义上的中国。他将真实的家族历史注入其中:《北鸢》的主线人物卢文笙,便是出身商贾世家的外公;士绅家族走出的“女状元”冯仁桢,很多年后成为教葛亮背诗、描红的外婆;寄情书画、希冀独善其身的精英知识分子毛克俞,则是祖父葛康俞的镜像。

  这种与故事原型之间的亲缘关系,决定了葛亮在复杂历史面前的开放立场。“一个所谓的历史人物,也许你在书写历史的时候,需要对他(她)进行一种非常清晰的定义。但当你把这个人物还原成家人,还原到日常生活,你会看到发散式的答案与可能性。”除此之外,这部40万字的小说还描写了100多位人物,囊括了民国年代的各个阶层,尤其偏重民间。他认为民间蕴藏着历史的真精神,每个个体的选择最终决定了时代的走向。

 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部主任赵萍在2015年拿到书稿,深深惊异于作者的能力和潜力。她亲自担任了《北鸢》责编,见证了该书自2016年10月问世后,席卷年末各大图书榜单,迄今共印刷了12次凡30万册。

  赵萍说:“这部纯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在大众层面得到欢迎,也许因为它写到的普通老百姓身上的精气神,是今天的人们所向往的。” 正如她和葛亮共同为《北鸢》拟定的主题句: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。

  梳理葛亮近年来的作品序列,会发现他虽身居香港,却多是写南京,写架空的都市,甚或书写异国他乡。真正留诸香港的笔墨,似乎仅有2008年,热带风暴“浣熊”所催生的那部同名小说集,且充盈其间的,仍是非常“葛亮式”的观照。他查考香港的历史脉络、少有人知的传统民间庆典,观测这座现代金融之都的二十四节气。

  许多论者会注意到葛亮在内地香港之间的游走,和他在写作时抱有的抽离感。葛亮自己也承认:“虽然我很快就会讲广东话,我也有很多香港本地的朋友,但我的身份认同长期以来都是南京人。”对此,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、葛亮的同侪兼好友唐睿说: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他来自南京,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,而且他又有很深的家学渊源;如果他出身于一个边陲小村,估计会有另外一种呈现。”

  唐睿生于1979年,原籍广东潮州,3岁时随父母迁居香港,成年之后分别到法国和上海求学,他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记忆,都无限趋近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,与葛亮形成明显差异。但他在葛亮身上,同样没有发现所谓异乡人的漂泊感。

  葛亮说:“我作为写作者的内心比较独立。可能有的朋友需要通过身处的环境去定位自己,但我好像还好。如果换一个地方写作,我还可以保持这种相对平静的心境。”他很庆幸得以身处香港,“故土南京实际上离我并不遥远,我又可以在一个相应的距离之外去躬身反照,回望早期的经验。这种距离,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。”

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港影港乐引领东亚,葛亮还在内地求学,便对香港这种勃发的朝气油生向往。“香港人原来对于自己这种大众文化是非常自豪的,他们甚至无意辩白说,这座城市的传统文化或国学底蕴何其深厚,就觉得有四大天王,有流行明星和影视剧这些已经够了。谁不是听着四大天王的歌长大的,对吧?”

  但现今,连知名导演和电影人都要费力去找投资。与内地的合拍片,逐渐成为香港这个世界第三大电影工业基地的求生之路。

  “其实我觉得,香港电影的范畴是完全可以伸展的。”在葛亮看来,2018年广东省提出的“粤港澳大湾区电影”,是香港电影的一次发展机遇,“在这一新的文化视野之下,我觉得香港电影可以寻找到一种新的凝聚力,本土导演和电影人也不用一味地自己去找资源,不会这么被动。”

  2018年11月,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作家的代表获颁“广州人才绿卡”的葛亮,对香港的文化前景抱有乐观的预期。他说:“其一,大家都要有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;其二,一定要自信。香港这座城市的脉络是什么?它的主线在哪里?我们都应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。”

  葛亮:传统的复兴是基于一个怎样的立场?是把它大众化,还是把它精英化?是把它打磨得更加中国,还是给它一个更加全球化、普世性的定位?这些东西,其实我非常想通过我的作品去探讨,但老实讲,我也没有答案。

  我当时写《朱雀》,就是想要探讨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在现代性、全球化的洗礼与冲击之下怎样自处的问题。但这些年来,我的心态是有变化的。现在我更加重视所谓的传统文化在当下所产生的变体。因为任何一种东西实际上都有一个嬗变的过程,形式上的失落或者说更新换代,不见得就意味着这种文化的式微。有时候,对传统文化的精心呵护反而会将它狭义化甚而边缘化,如果你让它自由生长,可能反而会出现一些变体,让它存活下来,甚至于被现代性所包容,这是一件似乎不可思议但又现实的事情。

  葛亮:粤港澳大湾区文学,首先当然意味着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交流,但在我看来,它更接近于一种文化的互动,这些在语言和文化审美上同宗同源的地区,由此重新建立起了完整的结构,甚至于版图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我作为一个写作者,它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和游走的机遇,更多实际上是一种更大的创作视野和方向。我也希望在未来可以藉由这种视野,将我对文化的体认进行整合,去探索更多关于写作的可能性。